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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共产党纪念文化的当代建构

知识详细介绍:
共纪念文化是政党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借助执政优势,发掘纪念资源,完善纪念制度,凝练纪念思想,构建了纪念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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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纪念文化;建构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5—0126—07
  中共纪念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对相关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回忆、怀念、反思和追问时,形成的纪念资源、纪念制度和纪念思想的总和。纪念活动是中共重要的实践形式,纪念文化是政党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就积极开展纪念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执政以后,特别是1949-1966年间,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创章立制,建构了比较完整的纪念文化体系。
  一、发掘纪念资源,夯实中共纪念文化的客观基础
  纪念资源是关于纪念活动的各种材料,其中以纪念对象为中心。作为纪念对象及其多方延伸,中共纪念资源是中共纪念文化的客观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49-1966年间,中国共产党借助执政优势,积极发掘纪念资源,夯实了中共纪念文化的客观基础。
  (一)纪念对象推陈出新
  纪念是通过一定的仪式和程序,定格和放大特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来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影响人们的情感倾向和政治选择,以达到预期目标的文化活动。纪念对象在纪念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选择纪念对象是中共开展纪念活动的基础。中共选择纪念对象时,有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是中共的政治立场,二是现实的政治需要;前者体现其原则性,后者反映其灵活性。
  其一,体现历史传承,保持相对稳定。以《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为依据,我们对1950-1965年间关于纪念活动的中央文件作了统计(见表1)。分析中央发布文件号召全国纪念的对象可以看出,执政以后,中共的纪念对象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纪念国际共运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在统计表中,这类纪念对象有五一、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中苏条约、马克思等6项,占总量的40%,其中纪念五一、纪念十月革命的文件数量分别列第二和四位。二是纪念中共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统计表显示,这类纪念对象有十一、七一、八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4项;数量上虽不占优势,但排位靠前,其中纪念十一、纪念七一、纪念八一分别列第一、三、五位。三是纪念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重要人物和事件。统计数字显示,这类纪念对象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台湾二二八、孙中山、五四等5项,其中纪念抗日战争和纪念抗美援朝文件数量分别列第六、七位。可见,执政以后,虽然中共纪念的具体对象有所调整,但中共纪念对象的整体格局保持了历史的延续性。① 表1
  其二,反映时代特征,凸显执政地位。中共纪念对象的基本结构是相对稳定的,但其具体内容和结构比例则处于不断地调整变化之中;其变化趋势是日益重视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纪念,这体现了中共执政地位的确立和主体意识的增强。一是十一国庆成为标志性的纪念活动。中共对不同的纪念对象,纪念规模有别,其中以国庆的级别最高。从上述表1中,可以看出其受重视的程度,1950—1965的16年间,除1960年情况特殊(严重困难时期)以外,中共中央每年都有关于国庆的专门文件,文件总数量达21个,大幅领先于处于第二位的13个,更远远超过了平均数。新中国成立完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与中国历史发展三者的良性互动,国庆也成为一个绝佳的宣传契机。二是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一度成为纪念热点。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理所当然地体现在纪念活动中,1950-1965年中共中央关于纪念活动的文件统计数据显示,在文件涉及的15个纪念对象中,与苏联有关的达4项,分别是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中苏条约;与西方阵营的对抗,则通过纪念抗美援朝体现出来。但随着国际共运的发展和中苏关系的变化,这方面的纪念活动归于正常的平静。三是与祖国统一相关的纪念活动受到关注。建国初期,中共的对台政策有一个转变过程,即从急切地采用武力解放台湾,到从长计议实现两岸和平统一。在纪念二二八和纪念孙中山时,中共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度表达。以后,这个话题虽长期存在,但体现这个话题的纪念对象做了调整,淡化了对台湾二二八起义的纪念,其任务由孙中山纪念、辛亥革命纪念等承担。
  执政以后,中共根据形势 变化,在保持历史传承的基础上,对纪念对象进行了调整,建立起一个适应时代需要的纪念对象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三部分:纪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历史事件,体现其政党性质;纪念中华民族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展示其民族传承;纪念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的杰出代表和重大事件,反映其执政合法性。
  (二)构筑多元纪念空间
  纪念空间是纪念对象的存在形式,是纪念对象在不同维度的拓展和延伸。执政以后,中共逐步建造了多元纪念空间,包括物化纪念空间、流动纪念空间和虚拟纪念空间。
  其一,纪念建筑凝固的物化纪念空间。纪念碑、纪念亭、纪念馆、纪念园、纪念像等纪念设施,它们以不同的方式排列组合,共同凝固成物化纪念空间,以期永久纪念。一是在纪念对象的所在地、发源地或发生地修造纪念建筑。1950年,《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规定:“为对烈士瞻悼景仰,各地得建立纪念碑、塔、亭、林、墓等”。[1]405在纪念对象的所在地、发源地或发生地,由纪念碑、纪念馆、纪念故居等多种纪念建筑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一个空间,成为一个纪念单元。二是将纪念建筑按不同主题连成串。如1951年,中央明确要求,对关系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遗迹遗址,“用适当方式保存,留作纪念”;[2]249同时搜集“有关党史的各种资料、文件、文稿、回忆、传记图片等”,加以整理、出版和陈列。[2]258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共在大量的纪念建筑中,分五批遴选了174处公布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这次遴选,涉及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和牺牲的烈士,凸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主题。今天的红色旅游景点、红色旅游线路,就反映了物化纪念空间的分布格局。 为营造的流动纪念空间。所谓流动纪念空间,即是由集会演讲、游行示威、娱乐活动等各种纪念行为共同营造出来的,具有流动性特点的纪念空间,主要包括两种方式。一是集中的示范性纪念仪式。每逢纪念之时,中共各级组织都集中举行纪念大会、座谈会、研讨会、表彰会、联欢会和晚会等各种纪念仪式。如1950年国庆,“北京及各大行政区中心城市举行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示威”,“各省会及其他重要城市举行群众游行示威”。[2]116这样的纪念方式庄重、热烈,具有典型意义;通过媒介传播后,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充分发挥其示范作用和引导功能。二是分散的群众性纪念活动。每逢纪念之际,基层群众借助参观访问、劳动服务、体育比赛、诗歌朗诵、知识竞赛、演讲比赛、书画竞赛等活动,来抒发自己的心情,表达纪念的意义。如1960年的五一纪念,在城市开放一切公园和娱乐场所,在农村组织各种文艺表演和体育表演,“使全体人民尽情地欢乐地度过这个节日”。[3]191这种纪念方式自由、轻松,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行。流动纪念空间即由上述纪念行为共同营造,广大参与者既是信息源,同时又是信息传播途径,其行为构成一个巨大的流动纪念空间。
  其三,现代传媒构造的虚拟纪念空间。一是每逢纪念之时,报刊杂志刊出纪念文字,如纪念社论、专刊、特辑、专栏等;广播影视则直播纪念盛况,回顾历史事件,报道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从而用文字、图像和声音建构出一个抽象的纪念空间,把纪念活动生活化、大众化。如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之时,报纸、刊物、广播电台有计划地协同宣传,通过“连续报道各种纪念活动情况”,“介绍十月革命历史以及苏联四十年来的伟大成就”,[3]58构建了一个主题突出、目标明确、效果显著的抽象纪念空间。二是利用互联网这种强势传媒,建设网上纪念平台,推动中共纪念文化的发展。除了各个纪念馆都推出网上版本外,人民网专门推出了“党史人物纪念馆”,纪念毛泽东等6位领袖、习仲勋等14位元勋、朱德等1614位将帅、毛岸英等300多位革命先辈。共青团中央、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国家档案局共同主办了“民族魂”网站,首期工程收集整理了310127名著名烈士的生平事迹,目标是争取用3年的时间使网站介绍的烈士达到10万名,使网站成为永久性、开放式的网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建构网络纪念平台,拓宽了纪念空间,增加了纪念渠道,方便了人们的情感表达,扩大了中共纪念文化的影响。
  物化纪念空间、流动纪念空间和虚拟纪念空间各有特点、相互补充,共同组成丰富多元的中共纪念空间。其中,物化和流动纪念空间是虚 拟纪念空间的基础,虚拟纪念空间是物化和流动纪念空间的延伸。物化纪念空间以其历史厚重见长,但空间局限了然;流动纪念空间以其情景交融占优,但时间局限明显;虚拟纪念空间则弥补两者的不足,发挥其使用方便、影响面广的优势。
  二、完善纪念机制,打造中共纪念文化的制度平台
  革命战争年代,中共积累了许多开展纪念活动的经验;执政以后,中共将纪念仪式规范化、纪念习惯制度化,逐步建立了一整套的纪念制度,使纪念活动有章可循。
  (一)纪念仪式规范化
  革命战争年代,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中共的纪念仪式相对灵活,纪念内容相对多元,缺乏统一规范;中共执政以后,加强了对纪念活动的创章建制。 
  其一,规范纪念元素。一是对悬挂领袖像的规范。1949年10月,中央出台了关于悬挂领袖像的普遍要求,统一规范公共场所悬挂的领袖像及悬挂方式。中央还针对不同的纪念活动、同一纪念活动的不同场合对领袖像的悬挂作出了具体规定。如七一纪念时,全国党报“统一刊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同志像片”,“次序由右向左”;纪念会场则“以毛泽东同志像居中,而以马克思、恩格斯(居左)、列宁、斯大林(居右)四像分列两侧,次序由左向右”。[2]89八一纪念时,规定各报“只刊毛主席、朱总司令像片”。[2]102二是对悬挂旗帜、鸣放礼炮、奏乐唱歌的规范。八一节挂旗的具体规定是,八一纪念会场的主席台只挂国旗和军旗,其中“国旗居左”,“两旗并立不交叉”。[2]103国庆节悬旗的具体规定是,国庆节“一律悬挂国旗”,其中共产党和共青团所主持的机关和学校,“户外悬国旗,户内悬党旗”;军事机关及部队营地,“户外悬国旗,户内悬军旗”;“国旗与党旗、军旗不要交叉地挂在一起”。[2]294-295在举行纪念活动鸣礼炮时,鸣放礼炮的数量,“应以周年计算,即由诞生日起,每一周年增加一响”。[2]104在纪念会场唱歌奏乐,“应先奏国歌,后奏国际歌”;“在临散会时,唱国际歌”。[2]246三是对纪念大会会场布置的规范。以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为例,中央明确要求,纪念大会的布置“以庄严朴素为原则”;“主席台正中悬挂列宁半身画像,两边镶挂‘一八七○—一九六○’的金色大字,其下排列松柏,主席台台前点缀部分花卉;主席台正面上端悬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大会’的红布金字横幅标语”。[3]189由领袖像、红旗、金色大字、青松翠柏等元素,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氛,成为布置纪念会场的典型模式。
  其二,规范纪念程序。每一次纪念活动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又有若干环节。不同的纪念活动,主要程序基本相似,具体环节繁简有别。一是准备阶段,通过广泛动员,营造纪念气氛。如中共成立30周年纪念之时,六月初旬起,各市县即组织筹备会,陆续在党的支部和劳动群众中宣传党的历史;六月中旬起,党报党刊陆续大量刊登关于党的历史的各种记忆,各劳动人民、各界爱国人士对于解放前后的比较和对于共产党的认识过程的自述,以及写给党的领袖的信件。通过这些预热的措施,使党内外群众对党的30周年纪念“有充分的思想准备”。[2]236二是高潮阶段,系列纪念仪式集中亮相。如建国十周年纪念,首都举行庆祝大会、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各省会所在城市和其他大城市,举行群众庆祝游行;中、小城市和基层单位举行庆祝大会;此外,还举办展览会或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密集的纪念仪式,点燃了群众的激情,“让群众热烈地、欢欣鼓舞地度过国庆节”。[3]162三是深化阶段,通过各种途径将纪念活动引向深入。如为纪念党的30周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中央领导的十几篇重要论文。在七月一日后,中央提出要求:“各地党委应即领导全党能阅读的党员和干部在七月份中对这些论文进行一次学习”。[2]248通过类似的学习和研讨活动,将纪念活动推向深入。时间的推移,关于纪念仪式相关规定都有程度不同的改变,变得更加灵活务实,但是,其基本的风格却一直保留下来,至今仍然清晰可见。
  (二)纪念习惯制度化
  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形成了一些纪念习惯;执政以来,中共将其中一些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习惯性做法,通过正式文件作出明确规定,将其上升为原则和制度。
  其一,简朴节约、讲求实效的原则。一是逢五、逢十周年举行盛大纪念。以国庆节为例,1961年是 普通的纪念年份,中央明确通知,该年国庆的纪念办法和规模都“同去年一样”;[3]2341964年是国庆十五周年纪念,中央专门指示,该年国庆节庆祝活动的规模“可适当扩大”,“但不要太大”;[3]3691959年是国庆十周年纪念,中央多次发出通知,要求该年国庆节的庆祝规模“应当比往年隆重热烈”。[3]161对有些纪念对象,除逢五、逢十周年举行纪念之外,平常年份甚至不开展纪念活动,“以资节约和表示简朴。”[2]1063这样,中共将“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的纪念习惯,变成了一项刚性制度。二是着重纪念经典作家的生辰。1955年,纪念斯大林逝世二周年之时,中央明确规定,“以后对于列宁、斯大林等将着重在他们的生辰举行纪念”。[2]916以马恩列斯为代表的经典作家,人数较多,确立重点纪念其生辰的制度,可以有效防止纪念活动的泛滥。三是注意不同纪念活动的针对性。如建国初的抗美援朝纪念,注意把纪念晚会的会场设在“有较多伤病军人的医院、荣军学校和荣军教养院”。[2]590纪念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重点由文艺界担纲,在文艺工作者中举行学习报告会和学习讨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2]242这样,利于充分发挥各种纪念活动的不同作用,达到预期的效果。
  其二,遵循惯例、对等比较的原则。一是不同的纪念活动要相互比对、彼此协调。如孙中山和鲁迅两位历史巨人,虽然鲁迅备受中共的喜爱和推崇,但是孙中山的历史地位亦不可撼动。因此,中山先生诞生90周年之时,中共中央两次发出通知。通知特别强调,各地报纸刊物应提前营造隆重热烈的纪念气氛,“不要显得比纪念鲁迅来得冷淡。”[2]1187在国际关系中同样如此。如1958年的十月革命纪念,鉴于苏联为庆祝我国建国九周年,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我们对苏联的国庆节,“当然需要作对等的安排”。[3]123抗美援朝15周年之时,根据近年来朝方对我志愿军宣传的规模都不大的情况,中央指示我们的纪念规模“也不宜大。”[3]407二是既遵循国际惯例,又坚持原则立场。如南斯拉夫建国十周年之时,“按照庆祝各人民民主国家解放十周年纪念惯例”,由文化部举行庆祝会和图片展览会,各中央级报纸刊登、发表社论。[2]10391965年的十月革命纪念之际,虽然中苏关系已起波澜,但鉴于十月革命节不仅是苏联的国庆,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节日,我们仍然本着一惯做法,高举十月革命的旗帜,隆重地庆祝该年的十月革命节,不受苏修庆祝我国国庆节时“有意冷淡”、“压低规格”做法的影响。[3]410 以上说明,中共在开展纪念活动时,既坚持原则性,又体现灵活性。
  1950年代,关于纪念活动的各种规章制度密集出台。如1950年八一前夕,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了4个文件;③对1951年的七一纪念,中央专门出台了5个文件。④密集出台的上述文件,对纪念仪式各种元素和程序,如挂像、挂旗、鸣炮、奏乐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到1960年代,各种制度趋于稳定。以五一纪念为例,1960年中央规定:“从今年起,改变过去的办法,北京不再举行大规模的检阅游行,而用分散纪念的办法”。[3]191此后的五一纪念,基本上都是照此办理。⑤国庆的情况也相类似。⑥以后,中央关于纪念活动的通知越来越少,这表明建章立制的任务基本完成。
  三、凝练纪念思想,构建中共纪念文化的精神高地
  纪念思想决定纪念文化的性质,中国传统纪念文化的现代演进,其标志即是由专制和迷信的纪念思想进步到民主和科学的纪念思想。执政以后,特别是1949-1966年间,中共凝练纪念思想,构建了纪念文化的精神高地。唯物主义思想原则和人民民主的政治立场,成为中共纪念文化的思想特征;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中共纪念文化的主流话语。
  (一)中共纪念文化的思想特征
  中共纪念文化既是对传统纪念文化中专制和迷信的反动,也批判资产阶级纪念文化中科学和民主的不彻底性。通过坚持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和坚守人民民主的政治立场,中共纪念文化构筑了自己的思想高地。
  其一,坚持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一是认为人的生死和事物的始终皆属于自然现象。虽然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但无需避讳,要奋斗就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4]1005对于如何安葬牺牲的烈士,毛泽东则提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人的 生命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生死是物质运动的一种方式;牺牲在哪里,就安葬在哪里,共产党人的这份豁达,体现了唯物主义的理性精神。二是认为高尚的精神可以流芳千古。人虽然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各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4]1004这种生死由义的思想,在毛泽东对革命英烈的许多题词中都得以体现,其中挽刘胡兰烈士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题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等,最具典型意义和深远影响。三是纪念要面对现实、面向未来。纪念不仅是一种记忆和怀念,更是一种反思和领悟,其目的在于激励生者积极前行。如1957年,政治局面比较复杂,中央要求借助纪念活动,“深入地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目前的形势和任务”。[3]29一方面,向全国人民宣传一五计划的成就,“鼓舞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热情”;另一方面,让人民充分了解国家面临的困难,号召广大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3]53-54纪念既是对过去的记忆,也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更是对未来的美好追求。 人民民主的政治立场。一是贯彻平等原则。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今后要形成这样一项制度,“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4]1005毛泽东这样提议,也是这样实践的。毛泽东为烈士题写挽联挽词,对象广泛,不分级别。在直接涉及有名有姓的上百烈士中,就包括像张思德、刘胡兰、雷锋等一批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战士和群众。在纪念活动中贯彻人人平等的原则,有助于消除封建的等级观念。二是贯彻集体主义原则。中共执政以来,一直很审慎地对待纪念建筑物的修建,更严格控制修建纪念个人的建筑物。1963年,中央明文规定:不仅“一律不准新建和扩建纪念个人的建筑物”;而且举办个人纪念会、个人事迹展览会等,也要“事先请示中央”。[3]385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对象的烈士纪念建筑物,前后有5批总计174个单位,其中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等集体陵园149处,占86%;李大钊烈士陵园等个人的纪念建筑物25处(包括刘胡兰纪念馆等基层党员、战士、群众的纪念建筑物10处),只占14%。以上做法,有助于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二)中共纪念文化的话语内容
  战争年代,革命形势的剧烈变动,迫使中共不断调整纪念话语;执政以后,中共纪念话语保持相对稳定,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其核心内容。中共借助各种纪念活动,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深入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不断激发“广泛的、深刻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新高潮”。[3]132 
  其一,宣传社会主义。一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借助纪念活动,宣传建国初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1957年国庆之时,中央要求借此机会宣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我们党的领导的正确性”。[3]53借助纪念活动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如借建党31周年纪念之机,号召全党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注意和学习经济工作,“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好准备工作。”[2]371借助纪念活动鼓励干部群众,勇于克服社会主义事业遇到的困难。如处于困难时期的1961年,中央借助国庆节纪念,向全国人民讲明“党的方针政策”、“克服当前困难的办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明前途”。[3]234 二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借助纪念活动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用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如在纪念马克思诞辰135周年之时,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及马、恩的学说”,“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学说的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2]549在纪念列宁诞辰85周年之际,宣传列宁的学说,重点“联系实际”阐述列宁思想。[2]930三是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借助十月革命纪念,用苏联建设成就的具体事实,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努力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3]57从而受到集中的“关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2]432四是培养国际主义精神。如 在抗美援朝纪念之时,宣传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来是相互支持的”;要求我们在宣传中,“要注意谦虚,多讲朝鲜人民和军队的贡献,多讲朝鲜人民对我的支持。”[3]407借助纪念活动,不仅对我国人民进行深入的国际主义教育,而且广泛宣传了国家间独立、平等、团结的关系准则。
  其二,宣传爱国主义。一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借助纪念活动,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之情。如在国庆之时,介绍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约请各界代表和普通老百姓写文叙述他们的“生活变化思想变化和前途希望”,[2]293发动工人“加紧开展爱国生产竞赛。”[2]404在抗美援朝周年纪念之际,发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致电中国人民志愿军表示敬意和慰问;各地报纸发表各方致敬函电、志愿军战士及家属的信件和访问记,使全国人民“普遍地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2]452二是维护祖国统一。借助二二八纪念,号召全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和海外侨胞,“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为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2]10831959年西藏问题发生后,借助当年的五一纪念,回击“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派的叫嚣”,揭露印度统治者“支持西藏叛乱的面目”,[3]146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有力地维护了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三是继承革命传统。借助纪念活动,继承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的民族民主革命传统。如借助孙中山先生诞生90周年纪念,“着重指出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以及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等方面的意义”。[2]1185借助五四运动40周年纪念,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革命传统教育,号召他们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3]145借助抗战胜利20周年纪念,重新出版反映抗日战争的优秀小说、诗歌和其他文艺作品,上映和演唱反映抗日战争的优秀影片和戏剧、歌曲,[3]402弘扬民族民主革命的优良传统。 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49-1966年间,中国共产党以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人民民主为根本的政治立场,使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主流话语,构筑了中共纪念文化的精神高地。
  革命战争年代,中共积累了开展纪念活动的丰富经验,中共纪念文化开始萌芽;执政以后,特别是1949-1966年间,中共通过发掘纪念资源、完善纪念机制、凝练纪念思想,构建了中共纪念文化的客观基础、制度平台和精神高地,使中共纪念文化具备了较为完整的形态。中共纪念文化具有客观的历史形态和现实的生活内容,是政党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提出并系统阐释中共纪念文化,对明确政党文化的研究空间,拓展党史党建的研究视域,是一种新的尝试。中共纪念文化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有良好的实践效果。中共纪念文化的建构,对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导民间纪念活动有序开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谐与繁荣,也大有裨益。主革命时期中共纪念对象的构成,参见童小彪的专著《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9、42页。
  ②表格中的数据源自《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其中纪念《讲话》是指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③四个文件分别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庆祝八一的口号(1950年7月21日)》、《中央关于庆祝八一悬挂领袖像的规定(1950年7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庆祝八一建军节时挂旗的规定(1950年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庆祝八一建军节时鸣礼炮的规定(1950年7月28日)》。
  ④《中央关于纪念党的三十周年办法的规定(1951年5月30日)》,《中央关于纪念党的三十周年时党旗的样式的规定(1951年6月17日)》,《中央关于纪念党的成立大会上奏乐唱歌的规定(1951年6月27日)》,《中央关于纪念七一时报纸登载领袖照片的规定(1951年6月29日)》,《中央关于学习‘七一’纪念论文的指示(1951年7月3日)》。
  ⑤《中央关于纪念一九六三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通知》要求:“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仍然按照一九六零年中央通知的规定,不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游行,而采用分散纪念的办法”。《中央关于纪念一九六四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通知》要求:“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仍照过去规定,采 用分散纪念的办法”。《中央关于纪念一九六五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通知》要求:“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仍照过去规定,采用分散纪念的办法”。
  ⑥中央关于国庆节纪念办法的通知中,1961年要求“今年国庆节的纪念办法和规模,同去年一样”;1962年要求“各大城市的纪念办法、规模及挂像登像办法等,都和去年相同”。1963年要求“今年国庆节的纪念办法、规模和会场挂像、报纸登像办法,同去年一样”。
  参考文献:
  [1]孙峻亭中国革命烈士陵园[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2]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3]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57-1992[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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